中国环境意识的觉醒

2018-12-13 16:43:10 山东宏华环保

注入伊利湖的凯霍加河是俄亥俄州的主要航道,也是克利夫兰的水源。1969年6月,凯霍加河突然起火。《时代》周刊(Time)1969年8月刊登了一篇报道那起大火的文章,言辞犀利:“好一条河!呈棕褐色,充满油污,不断冒着气泡,它是在往外渗着,而非在流淌。”很快,我的家乡克利夫兰,一座有着世界级的博物馆、音乐和重大联赛活动的伟大美国城市就以“湖畔的错误”而闻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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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的环境意识并非随着凯霍加河上的火焰而开始觉醒,但凯霍加河自燃的那幅画面,成为了工业发展导致环境恶化的象征,深深印在了美国人的心中。在历史书籍中,凯霍加河的那场大火通常会被说成给美国敲响了警钟。到20世纪70年代初,强烈的环境意识开始发挥作用。
今天的中国开始面对30年的工业化造成的大气、水和土壤污染,和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有一些相似之处。与当时的美国人一样,中国人开始思考,“工业发展”是否让环境付出了太大的代价?中国民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。
在2008年的一项调查中,皮尤研究中心(Pew Research Center)让中国人评判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,最低是“根本不是问题”,最高为“非常严重的问题”。31%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“非常严重的问题”。到了2013年,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同样的调查时,47%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“非常严重的问题”。尽管这些数字本身透露的信息有限,但趋势却很明显:对环境的担忧正在扩散。
这种日渐加剧的担忧,体现在环保抗议活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。过去一年里,全国多座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,抗议修建火电厂、化工厂、炼油厂、垃圾焚烧厂等设施。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前领导人陈冀平表示,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环境意识为何现在开始萌芽?答案很简单:不管从哪方面来看,2013年对中国环境来说都是可怕的一年。
新年伊始,便出现了“空气末日”。2013年1月,北京被一团浓重的混合物笼罩着。这团东西颜色非常灰暗,污染程度严重,以致于中国首都的白天变成了黑夜。北京上空的大气质量比一般的机场吸烟室还差。世界卫生组织(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)表示,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水平达到了安全呼吸水平的40倍。自那时以来,严重程度相当的大气污染还席卷了上海、天津、杭州和其他一些城市。
3月,上海主要的饮用水源黄浦江上出现了漂浮的死猪。在两周时间里,漂经上海的死猪不是几只或几百只,而是1.6万头。在处置死亡或染上了病毒的猪时,黄浦江上游的养殖户似乎是把它们扔进当地的河里了事。
2013年,中央政府承认了环保人士长期以来的怀疑:农村地区的一些村子成了所谓的癌症村。在那里,涌现出“聚集性”癌症病例,发病率远远超出了一般水平。这些村落往往位于某座工厂的下游。工厂将有毒废弃物排放进河里,而村民却从河里取水饮用、灌溉庄稼。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环保专家认为,癌症村的数量目前超过了450个。
2013年5月,中国人口最多、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广州的官员告诉民众,全市销售的大米中,44%的样品金属镉含量达到了危险水平。大米中的镉来自被污染的种植土壤,已知会损害肝脏、肾脏、肺和呼吸道,并可导致癌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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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消息并未就此结束。中国的北方人被一群来自美国、中国和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告知,他们的寿命预计会比南方人短整整五年半。原因是:北方对煤的依赖性更高,导致人们呼吸的空气中的有毒物质远多于南方。大约在同一时间,几家合作的大学以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,发现2010年,仅大气污染便导致120万中国人早逝。
中国的环境非常糟糕。但通过暴露中国严重的污染问题,过去一年的危机激起了民众更强烈的环境意识。与此同时,它们促使中国领导人采取更大胆的环境行动。
今年3月,北京的高层官员“向污染宣战”。一个月后,他们修订了中国的《环境保护法》,加强了对污染方处以罚款、允许一些非政府组织对违法者提起公益诉讼、让地方官员对各自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负责的制度。这是中国自1989年以来首次修订该法。
中国领导人禁止在关键的经济区新建火电厂,并计划在2020年前实现北京部分地区彻底禁煤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和广州引入了试点碳交易方案。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对煤炭消耗量设定了上限。政府已承诺将分别投入1.7万亿和2万亿人民币,用于大气污染防治“行动计划”和水污染防治“行动计划”。眼下,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。
最后,中国当局已开始限制道路上的汽车数量,并制定了更高的车辆排放标准。同时,中国目前为购买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辆提供高额补贴。
这些措施效果如何,我们尚不得而知。但我们不应无视中国正在付出的巨大努力。多年后回顾历史时,我猜我们会把2013年当做一个转折点——中国的凯霍加河节点。在这一年,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开始应对环境问题。这种应对不仅有利于中国,而且有利于全世界。